近日来，北京市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消息引发广泛热议。

　　16日，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中首次将加强人口规模调控列入2014年主要任务之一，明确提出 “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是现阶段躲不开、绕不过的发展难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首都形象，关系发展全局，必须严肃面对、标本兼治。”《报告》指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有773.8万人，占到总数的37.4%。

　　然而，近年来，以“包容”为城市精神的北京，因为“以业管人”、“以房控人”，以及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和糟糕的空气质量，不断迫使外地人逃离，并广受社会质疑。

　　外来人口“聚居区”

　　10年前，唐富芸便开始在北京打工。

　　“一开始住在四环，但因为居住的地方拆迁，现在搬到东五环的石各庄了。”唐富芸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前些年孩子还能在周边的学校上学，但拆迁后，学校没有了，只能送回老家。

　　她每天上午在一家公益组织里负责做一顿饭，下午就在外面找小时工做。“我把自己形容为‘流窜犯’。”唐富芸苦笑着说。和记者交谈时，穿着深蓝色羽绒服的唐富芸依旧戴着两个花袖套，随时准备干活的状态。

　　唐富芸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居住区，外来人口占70%左右，大多从事城市低层次的工种，如保洁、装修、泥瓦工等，“大家聚在一起，才有信息的来往，可以互相帮扶。”

　　像这样的人群，他们的住房、医疗、卫生情况如何呢?唐富芸说，她在村里租了当地村民的自建房，面积是8平方米，每年交5000元。“原来说好，每年每平方米的房租涨10元，这两年越涨越多，每平方米的房租上涨了50~100元。”

　　“有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去村里和周边的私人诊所，重一点的时候就去航空医院。”唐富芸说，像他们这些外地人不敢去大医院，一是因为平时都在打工，时间紧，没有时间排队，“早上4点去排队，前面就已经有200多人了”。二是担心花费太大，“动不动就要做全身检查”。

　　石各庄有两名保洁员，垃圾和厕所每3~5天打扫一次。

　　唐富芸的生活状态是一部分外来工生活和工作的缩影。

　　1月17日，民间咨询机构社会资源研究所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中，正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其住客包括毕业不久的学生、特定籍贯或行业的务工经商人员(及其家属)以及短期流动人口。与当地人不同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群体，无处不在，但又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对北京29个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问卷调查和案例研究后，调查人员发现，在这些聚居区，自主就业/自我雇佣的比例最高，占27.3%;找工作主要是靠自己以及亲友，仅有1.1%的受访者通过政府机构寻找到就业机会。45.1%的受访者表示所在社区没有提供就业信息情况。

　　在住房状况上，89.5%的受访者在北京没有自有房产;租住平房的人最多，达到62.1%。住所平均居住人数超过4人，人均居住面积为7.9平方米。在改善居住状况上，40.8%的受访者期望政府能够建设廉租房;有23.1%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无期待，他们认为北京市政府不可能为其提供政策性住房。

　　社会资源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为7.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2.6%;其中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34.7%。

　　这意味着有超过一半的中国人生活在城镇之中。如果不计少数在农村生活的城镇户籍人口，17.9%的中国公民属于在城镇生活中的农村人口。

　　“在目前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中，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外地人，属于‘远离服务’的人群。”社会资源研究所联合创始人吴晨说，劳动力流出地(通常为欠发达地区)和劳动力流入地(通常为发达地区)对于如何设计和分摊此部分公共支出，仍存在争议，其获取生计的城市和户籍所在地农村，仍实行两套公共服务供应标准。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涛分析，究其原因，除去政府在财力、人力上的投入不能匹配聚居区实际居民规模所产生的公共服务需求之外，聚居区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定位，也使得聚居区内各项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趋于短期和投机取向。

　　在这种预期下，聚居区内的房屋提供者追求以最小成本获得短期内最大利益，尽量减少拆迁产生的损失。因此，条件简单、面积狭小的违规建筑便成为房东的首选。

　　“合理的人口规模”

　　《报告》称，做好流动人口基础登记办证工作，建设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推行居住证制度。

　　“北京要地没地，要水没水，要电没电，要油没油。”17日，在出席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顺义团分组审议时，王安顺表示。

　　他同时称：“不能狭隘地认为北京排斥外地人。”王安顺说，外地人口对北京的发展贡献很大，脏累的工作由他们来做。

　　当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也在该市人大会议上表示：“对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善待他，户籍人口也好、常住人口也好，也包括流动人口。”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对一个大城市来讲，人口控制没有问题，也完全可以讨论合理的人口规模。

　　卢晖临表示，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让人口控制成为政府拖延为外来常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借口。

　　卢晖临进一步分析说，一些城市的管理者之所以将外来人口看成是“麻烦”，根源在于把外来人口当作“外人”，而相应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也在客观上造成外来人口居住区的脏乱差。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卢晖临发现，与城市中心区的商品房居住小区相比，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人际关系往往更和谐，交往更密切。

　　“进了北京，地方政府就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服务好，而我们能力又有限，就应该适当地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王安顺说。

　　“我们发现，目前也存在一些公共资源如社区活动场所闲置的情况，一些公共服务也缺乏专业人员参与。”刘涛建议，北京应支持社会公益组织在聚居区内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以最大程度地弥补现阶段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提高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公共服务水平。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也对记者表示，北京应跳出人口调控人口，加快缩减北京的城市功能，将不符合北京城市功能和过于集中在北京城区的产业往周边近郊区迁移，这样才能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缓解北京人口压力。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加强人口规模调控。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行人口评估和交通评价、水资源评价，研究建立与人口调控挂钩的政府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明确区县调控责任，实行重点督查考核。

　　●二是抓好产业调控。修订产业准入目录，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标准，完善税收征管，推进服务业优化升级，严控低端产业无序发展，严厉打击违法建设和非法生产经营。

　　●三是强化以房管人。支持制定房屋租赁条例，推广组织化管理模式，依法管理出租房屋，继续治理群租房问题。

　　●四是改进服务管理。落实“单独两孩”生育政策，积极研究相关服务保障措施。做好流动人口基础登记办证工作，建设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全覆盖体系，推行居住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