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 年，夏，一位在后世极负盛名的文人来到了太湖之畔。他名叫苏轼。湖边广阔的稻田，稻米将要成熟，禾穗上的一层芒须，远望如一层淡淡的紫烟氤氲。这位才华横溢，一直怀着赤子之心的文人感到十分欣喜，几乎想扬起手臂，帮农家去打磨镰刀。稻米虽然偶尔有小虫，却依旧长势喜人，让人开始期待丰收季节一顿新米美餐了。他写下赞美这风物的诗句，送给友人作为酬唱：“今年大熟期一饱，食叶微虫真癣疥。白花半落紫穟香，攘臂欲助磨镰铩。”

供图：视觉中国

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太湖一带已成为鱼米之乡，是宋帝国最重要的稻作地区和粮食产地。太湖畔悠久的稻作传统可追溯到神农时代，传说中，稻被列为五谷之一。而到宋朝，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重心，逐渐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先前随着小麦农业的式微，而进入一个迭代期的中华文明，也在水稻农业中重获生机。太湖地区的水稻农业，从这时开始，有了空前的生命力。

太湖地区在历史上包括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苏州历来是重要的粮产区。而望亭坐落在苏州境内，北太湖畔，京杭大运河岸边。历史上，它既是著名驿站，又拥有千顷良田。

望亭的稻作习俗，是苏州乃至太湖地区的千年稻作的一个缩影。从这里出土了一些良渚文化石器，其中有耕田的石犁，可以说明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农耕生活。东汉末年，吴先主孙坚在此建御亭，形成集镇，至唐代更名为望亭。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期间，大多数时候，政治经济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则被叫作“江南卑湿”之地，望亭并不起眼。

摄影：朱建冰

望亭的农业出现明显高峰，发生在两宋年间，与水稻在太湖地区的兴盛相吻合。唐朝末年的藩镇动乱，以及其后50 余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战乱，使得人口不断南迁。人们来到长江边，见到水草丰茂，沃野千里，于是定居下来，开始尝试种植最适宜这片土地的作物——水稻。

水稻喜爱温暖湿润的环境，需要大量的水资源，正适合卑湿之地。它的产量相较小麦要高，当时农民撒下去的种子，通常可以收获20 倍左右的稻谷，而小麦大概是4 倍。越往南行，越是暖热，水稻渐渐可以种植两季或三季。这解决了人们生存的第一道问题：粮食。

从望亭留存的历史文物来看，当时的稻作方式从“火耕水耨”的轮荒耕作，逐渐发展为耕、耙、耖配套的耕作技术，太湖周围改造成了河渠纵横、湖塘棋布、排灌结合的水网系统，洼地种水稻，高地种麦、豆等作物，逐渐形成稻麦两熟制。优质稻种的引入也开始施行。譬如公元1012 年，江南部分地区遭遇旱灾，水量不足，当时的皇帝宋真宗派遣使者，到福建收集一种“占城稻”，据说是从越南传入的稻谷，收了三万斛，到江南分派，还张贴文书，宣传这种稻米的好处：与中国原产的相比，穗比较长，没有禾芒，粒与粒差别较小，不挑地方就能长。

供图：望亭镇地志馆

宋代太湖地区的稻谷平均亩产，据学者的推测，在220 公斤左右。而春秋战国时代《管子》中所载水稻种植耕作一年，“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钟是古代计量单位，能装约80 公斤稻谷。当时亩制比后来小，大约三亩等于现在一亩，算下来亩产在50 公斤左右。两相比较，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此后的近一千年，太湖地区的稻作产业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公元1706 年，当时的康熙帝，让苏州织造李煦在苏州试验双季稻，并给了他一石出自皇家稻田的优良稻种。李煦回到江南，与地方官员和乡绅分发稻米，开始种植。顺带一提，时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叔叔曹頫，也领走了一斗稻种试种。李煦前后种了6 年，面积在60 ～ 100 亩之间，将稻种广泛提供给自愿来要的乡民，但并未强派。他所种植的双季稻，平均亩产810 市斤，最高915 市斤，合四百多公斤。这可以算是古代稻作的最高产量了。

摄影：龚刚

学界有一种说法，自秦始皇大一统以来两千年，历代封建政权的经济中心从北向南的变迁，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农作物的一次接力赛。随着黄河流域的农业开发逐渐走到极限，小麦呈现出抛物线趋势，中华文明因而走向长江流域，在水稻的担负之下继续传承薪火，直至如今。

文字根据线上传播方式对原作有部分删改。

撰文：谭嘉琪。内容来自：《风物中国志·望亭》